编者按：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了保卫和平，踏上朝鲜半岛战火纷飞的土地，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地处华锐高原的天祝人民也不甘落后，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积极捐献牲畜、物资和现金，折价人民币17.2亿元（旧币），仅用40天的时间超额完成了一架“天祝号”战斗机。与此同时，勤劳勇敢华锐儿女积极参军报国，投身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之中，用生命和血汗捍卫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2000年《天祝报》刊登的《从硝烟中走出的天祝人》《戎马倥偬写青春》等通讯报道，反映部分天祝籍和在天祝生活的老志愿军战士赴朝参战动人事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天祝文史》第十一辑转载了《五名志愿军战士的赴朝参战经历》。今天 我们再次把这些英雄事迹呈现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我们永远铭记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努力。

　　1951年我十七岁的时候，在岔口驿报名当了兵。到岔口驿街上排着队，戴着大红花，骑着马从岔口驿赶到了永登。

　　在永登县城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到兰州西站逗留了三天。部队上给我们每人发了七块钱。我心里想，怎么发了这么多钱？后又坐着火车到青海省民和县，训练了一个多月之后，战士们挤在闷罐子车厢里被拉到了东北辽宁省通化市，又训练了半个月。在这里把中国人民军装换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

　　当年我岁数小，身体弱，个子也小。一次行军途中，背着枪的肩膀磨破了，渗出血来，累得路都走不动了。连长着急了，连骂带推的，我和他争执起来，指导员走过来把连长批评了一顿，接过我的枪背在自己肩上。

　　我们是1952年底进入朝鲜的。过了鸭绿江，在行进途中，敌人的飞机不断地扔炸弹，大家赶紧打开车门就往山里跑。火车走了，我们就隐蔽在山沟里，白天隐蔽，晚上走路，走了三天才到了朝鲜战场前线。由于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食物运输被迫中断，我们连吃的都供不上。朝鲜的村庄被美国飞机炸得面目全非，没有炸的地方还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们驻扎在马良山一带，对面就是敌人占据的高旺山。我在侦察连，我们的任务一个是晚上抓活的，一个是观察敌人的动静，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我军阵地和敌人的阵地高旺山相对，距离比较近，我们常常拿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向。他们山上有三辆坦克，每天“咚、咚、咚”地打个不停。我们轮换着到观察点观察对面的两百多个目标，并当场记录呈送上级。侦察所对面三百米处的90号山梁上，敌人的坦克时刻瞄准着我们。有一回，侦察所被敌人的炮弹掀去了半个顶。我去换班，值班的战士昏倒在岗位上，我就把这个战士背回坑道，又冒着敌人冷枪袭击的危险，跳出坑道捡回了侦察所顶棚的三根木料，连续往返两次，竟然安然无恙。这一回，我立了个三等功。

　　我们在一米宽，七、八十公分高的坑道里，弓着腰往前走，每隔几步，在旁边有一个偏窑子，能睡两个人，水就在顶上“滴答、滴答”地滴着，坑道里十分潮湿。由于长时间被煤油灯熏着，又见不上太阳，头发很长，脸完全是黑的，朝鲜的大娘指着我说：“你三十几岁。”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她说我三十岁，这话把我们都惹笑了。

　　常香玉到朝鲜慰问演出时，来看望志愿军战士。她摸了一下床铺，潮湿得能捏出水来。后来，全国掀起了一场打狗运动，要做狗皮褥子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防潮，虽然我们没有用过，但也感受到了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鼓舞。

　　敌人有狙击手，我们也有狙击手，一露头对方就打，所以我们就整天趴在坑道里，晚上出来活动。我们先观察，掌握敌人的规律，他们从哪个路线上来，然后去驻扎隐蔽，用口袋战术歼敌。美国人作战不勇敢，晚上出来用绳子连着，大家握着绳子走路，走起路来跌跌撞撞。

　　我们侦察连一开始没有抓到一个活的，这下一师侦察科长恼了，吓得大家不敢说话。他在坑道里讲话：“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手里拿着茶杯子）你们辛苦个啥，给老子没有完成任务。”“啪”的把茶杯子砸到地上，弹起来那么高，“给你们一个星期，抓不到活的，侦察连的连长指导员提着脑袋来见我。”“啪”地转身就走了。侦察连有一百多个人，吓得各个的腿都抖着哩。可是我们出去侦察的时候，如果敌我遭遇就开枪射击。子弹“嗖--嗖--”的从身边飞过，你还得执行任务，炮弹皮把我的裤子划破了，肉没有擦上，也命大，把人打不上。有一回，剩下了一名澳大利亚兵是个活的，我们一下子当成宝贝似的把他抬回来了，抬到坑道里来我想这下可以交差了，结果遗憾的是刚抬到坑道里他就死了。最后谁解决了这个难题呢?是一团的侦察排，他们抓到了一个活的，这下才好了。打死多少他都不认账，他就要一个活的。

　　太阳出来我们从洞里出来晒太阳，飞机来了，就急急忙忙往洞里钻。有一回，我们十几个人在坑道门口晒太阳，敌人的侦察机过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呜——”地发出了个声音，没有几秒钟，炮弹就飞过来了，吓得大家急忙往里面钻，你也进哩，我也进哩，同时在门口夹住，动弹不成，进不去出不来，一堆人别住了呗，踏倒的都有。飞机走了，一个一个错开着才往里进着哩，把人肚子都笑破了。过后互相说笑：“还嘴上吹着哩，提着脑袋干着哩，都是怕死鬼。”

　　有趣的是，人在洞里藏着，有的战士用木棍一端顶着帽子，帽子刚伸出洞口，就听见一声枪响，帽子上一个洞，是敌人的狙击手打过来的。他们是打了个帽子，就当打死了一个人去请功。把空罐头瓶子丢出去，“咣啷啷”一响，敌人的机枪就顺着罐头盒子的响声打去。美国兵怕到啥程度了？不敢出洞，把大便拉到空罐头盒里，往外扔出来。有一回，我们抓不到俘虏，有点着急，就上了敌人的一个山头，上去后发现没人，敌人都撤了，坑道前面的罐头盒里都是大便。

　　志愿军还没有全部回国的时候，我被调到安徽合肥市了。培训了半年，又调到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培养了两年零七个月，进去的时候是排长，出来是连长。我所在的连是硬骨头六连式的一军三团一连，我是连长，这是我感到很自豪的。

　　有这样一段历史，朝鲜战场上停火了，朝鲜东西三百多公里拉了一个安全道，中间有两米宽，从侦察连里挑出来一部分人，做民政警察，我也是其中一个，一个人三件武器，手枪腰里别着，步枪肩上扛着，冲锋枪藏在背后，在安全道上巡逻。敌人也可以走，我们也可以走。

　　我见过的大首长一个是彭德怀。我在汉口跑马拉松，四十多公里跑完，晕天晕地的。彭德怀来了，在台上讲话，走过来走过去的，穿一件很普通的旧大衣。再就是在安阳车站上见过毛主席。我们在火车站上准备坐火车去开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火车晚点了。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的专列来了，到河南安阳停车了，车站就封锁了，当兵的留着，老百姓都疏散了。结果把我们也集中到大门跟前，不让出大门，我们就在大门口站着。毛主席走了过来，大家都抢着跟他握手，他也知道我们是一军一师的，他说：“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一军一师的吧?”很平易近人的和我们说话。

　　回国后，我到北京参加过调演，立定扔手榴弹能扔六十米。打冲锋枪，三十发子弹，“哒、哒、哒”一梭子扣完，基本不脱靶，立了个三等功。在北京饭店，副司令员给我们敬茅台酒。

　　在朝鲜时我回了一趟家，那时我是侦察连一排的排长，连长走的时候说，你回去找个对象，把妻子《入朝证》办上，带到朝鲜来。我回来把她（指老伴）找下，她才十六岁，年龄不够，办不上证件，结果没去成，后来她随军去过河南。

　　1962年我们辗转福建，蒋介石要，说中国大陆像布满了干柴，一点就着，还给自己的将领安排了福建省省长等职务。蒋介石蠢蠢欲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师就从河南漯河进驻福建了。

　　1970年，我已是部队上的副营长，也累出了一身病，部队上干不成了。部队征求我的意见，把我安顿到永登县武装部休息，1970年到1987年一直穿着军装。我现在没有思想包袱，不想那么多，和老伴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每年治安办和永登县民政局的同志都要来慰问我。

　　那时候吃得很差，压缩饼干，高粱米，前沿上都吃的是高粱米。现在领会了，抓经济建设是对的，国家要富强哩，国家穷了是不行的。我非常庆幸的是我还能活到今天，见到我们的老乡，非常庆幸。这几年我也常住院，有两年每年住五次院，住院费报销70%。我的工资由退休离休安置办公室转发。

　　1951年当兵，1952年入团，1953年入党，甘肃电视台报道过我，报纸上有一些小文章报道过我。我十七岁当兵现在都七十八岁了，二十五岁、二十二岁当兵的早就去世了。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也没有立下大功，但我很自豪，没有给家乡人丢脸。

　　我出生于1930年，1950年入伍，祖籍安徽淮北市。当时同村的入伍四个人，回来的有我和一名姓陈的战士两个人，其他两个在朝鲜牺牲了。

　　我参军先到新兵团，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接的就是安徽的兵。到北京附近的塘沽，在新兵团待了不到一个月，直接编到部队了。我所在部队番号是华北二十兵团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六团。我们乡上参军的有四、五十个人，1952年8月的一次阻击战中，就有两个人牺牲了。

　　我们于1951年3月份入朝。火车一到鸭绿江就不走了，我们就一直步行，走了一个半月，才到了平壤。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走。一晚上只能走八、九十里路，上百里路。我属团部警务连，我们团长名叫陈永华，师长是李水清，军长是邱玉（音），兵团司令是杨成武。

　　美国军装备都是机械化，车多、飞机多、炮弹多。我们一个团的榴弹炮才三门，还不敢打，一打，被敌人发现，飞机一来就是十几架，把那地方炸平哩。道路边美军或废弃、或炸毁的汽车到处都是。有一个地方，我们称作摩天岭，沟很深，当时路不好，美军的很多汽车翻落沟中。我们师部有两辆车，连团里都没有车，团长和政委都骑马。生活很苦，没抽的烟，烟瘾大的人刮一点石头上的青苔，卷着抽，饭都吃不上，还哪有烟抽。

　　有一回，一连四十八天，天天打仗，炮声不断，一天里只听见炮火声。硝烟弥漫，再好的天气看起来也是雾沉沉的。虽然师部有运输队，各部队也有运输队，但由于战斗激烈，飞机连续轰炸，火力猛烈密集，封锁了道路，运输队、后勤部队的生活物资运不上来，战士们靠炒面充饥，有的战士连续三天连一点东西都没有吃。我们团三分之二的指战员牺牲了。我们团长下了战场，连路都走不成了。这一场战斗之后，他就被送到北京休养了三个月，后来从团长直接提升为二零零师师长。那一仗打胜了，但牺牲的战士很多，最后军部就此次战役批示：得不偿失。我记得那次战役被称为秋季阻击战，从8月份开始，直到10月份才换防。人不多了，又补了新兵，河南的兵。

　　那时候虽说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我们都是年轻人，也不多想，一次战役打响，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战斗结束了，互相见了面，感到很幸运。每个战士都在自己的衣服内缝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写有自己姓名、出生年月、来自哪里等信息的小牌子，以用于通知家属和阵亡后在烈士陵园安葬时树碑。指导员看着你写，错一个字都不准。

　　1953年7月的一天，我们听说，团里接到命令，大致内容是，因为这个阵地是我们这个部队丢掉的，现在就由我们来夺回，打好了美国人就签字，打不好，还得继续打。美军二十四师、七师、八师，这三个师是美军的精锐部队，原来他们三个师打我们一个师，所以阵地丢了。一般来说，进攻的部队多，防御的部队就少嘛。当兵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接到命令后，连长、团长就开会研究，决定九号晚上九点钟发起攻击。后来又变了，变成七号晚上九点钟发起攻击。团里选身体好一点的战士给前线送炮弹、送子弹、送吃的。我被编入团部运输队，有八、九十个人。给各个营、连跑着送东西，到前线跑了几趟，就比较熟悉路况了。部队上前线有些地形还不太熟悉，就从运输队找人带路，我被选中给一营带路。一营营长姓赵，他一见到我就说：“唉，小朋友，你怎么来了？”我开玩笑说：“你叫我来，我能不来吗?”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他知道。他对我说：“你的任务是把三连带到桥云山（音），就是战斗要打响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称为青石洞，原来丢阵地就是在那儿丢的。我领着连长、营长到前面探阵地，察看了地形后，我就回师部了。六号晚上十一点左右先锋部队就到了预定地点，一营和三营，就是要发起攻击的部队，在青石洞隐蔽了下来。离七号晚上发起攻击的时间还有一天，他们还要在洞里隐蔽一天。七号晚上九点战斗打响了，我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就是来回跑着，给部队送吃的、送子弹。团长说，战斗很激烈，还得组织一个预备队，就又组织了一个八十多人的预备队，我也在其中。如果先锋部队上不去了，我们就上。发起攻击以后，那个炮打得呀，炮弹声非常密集，就像刮大风一样。部队在大炮的掩护下，冲向山顶，到了十二点左右，就占领了山顶。一一七、一一八、一一九三个高地，是最后要拿下的，这我都清楚得很。下着倾盆大雨，每人浑身都湿漉漉的。我们团是主攻团，五九七团是跟在我们后边的。主攻团前面就是一营和三营，一营和三营冲上去以后，牺牲的很多。阵地打下来以后就到了九号早晨十点左右，一连的红旗手张富荣立了个一等功。

　　一次战斗，有几千人参加的，人死的就说不成，我们那个团是四四编制，一个营四个步兵连，一个步兵连有一百五十多个人，从战场上下来的人不多，七连只剩下七个人了。少数连队剩了七、八十号人，大多数连队剩四、五十号人、五六十号人，七连最惨。美国人死的也很多。

　　到十号早上，部队又向前推了十华里，就停下来打扫战场，战士们的尸体遍地都是。十二号就把战场打扫清了，牺牲的同志们抬回来了。那时候，建了一座烈士陵园，大得很。到十三号我们团就退回到常道里，洗衣服干啥的都在晚上，白天不敢乱走，美军的飞机还多得很。十四号早晨宣布停战了，哎哟！我们就高兴坏了，都出来又蹦又跳，飞机不见了，大炮也不打了，我们可以到处跑了。

　　1954年10月，我们部队全部回来到青岛驻防，近十年在青岛搞国防建设。那时候，志愿军全部退伍，干部转业，士兵复员。我是排长，转业后在天祝县岔口驿良种站上班，从1964年到1977年共十三年；1977年调到天祝羊场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