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不是新闻报道的必要必然职责,但出色的新闻报道往往产生于真实生活中有价值的故事,如2018年7月18日《中国青年报》第12版刊发的特稿《我站立的地方》。本文通过分析此稿,兼谈如何通过精心的构思和恰当的表述,努力传达出生活里真实故事内含的价值,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
故事自人类一开始就存在,它可以用人类交流的任何方式来表达,舞蹈、音乐、小说、戏剧、电影等等,新闻报道也位列其中。故事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力量,文化的进化从来不曾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提出了“展形象”的重要使命任务,明确了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时代要求。
那么,什么样的故事是新闻报道的“好”故事?怎样讲述就是“讲好”故事?2018年7月1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特稿《我站立的地方》,报道了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六连戍边的故事。从刊发当天到8月9日,报道被超过1.2万个微信公众号转发,不少公众号的阅读量达到“10万+”,报道中提到的地点“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上了热搜。有媒体发问:“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一群普通官兵的故事,何以打动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何以打动?是因为,《我站立的地方》集中体现了“好”故事和“讲好”故事的品质:值得讲且世人愿意听。
一、故事与新闻:讲故事不是新闻报道的必要必然职责,但出色的新闻报道往往产生于真实生活中有价值的故事
故事,《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1.旧事,旧业。《商君书·垦令》:“知农不离其故事,则革必垦矣。”2.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汉书·刘向传》:“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3.典故。宋朝欧阳修《六一诗话》:“自《西崑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语僻难晓。”4.花样。《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5.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一系列为表现人物性格和展示主题服务的有因果联系的生活事件。6.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
由于上述最后两个释义的存在,上古时代即出现的“故事”和近代才发端的“新闻”有了重叠。首先,新闻是真实的故事。《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故事”是“真实的或虚构的用做讲述对象的事情,有连贯性,富有吸引力、能感染人”。由此可知,故事虽然有真实和虚构之分,但真实故事的本源必然是富有吸引力、能感染人的事实。而新闻,现代数十种定义无不基于“事实”之上,并且新闻学基本原理也告诉我们,真实客观的事实是新闻的基础。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是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和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客观事实。新闻是对这些客观事实有所选择的报道,是现代人类记载重要经历和事件的方式,它的本质是记录并传播客观事实的真相。
新闻和真实故事在这里契合:它们都坚持以事实为前提,事实是第一性。因此,当前有一种新闻理念认为:新闻的本质就是说出真实的故事;新闻学就是一门采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学问。进一步讲,任何一则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必须是真实的,并且能够满足公众的利益、兴趣和需求。
其次,新闻和故事的构成要素一致。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任何一种新闻报道形式都包含了“5个W”和“1个 H”。这六个要素的有机组合呈现了有人物、有事件、有情节、有评论、有背景的完整新闻,向人们讲述一件或几件最新发生或变化的事情,这些事情不仅是新闻事实,也是人们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新闻中的“Who”就是真实故事中的人物,“What”是故事情节,“Where”是故事发生的场景,“When”是故事发生的时间,“Why”是故事发生的动机,“How”是叙述方式。由此可见,新闻和故事都由相同要素构成。只是这些要素在构成时,因为不同的表述形式、不同的逻辑顺序以及不同的侧重点而有所区别。
可见,虽然讲故事并不是新闻报道的必要必然职责,但是出色的新闻报道往往产生于真实生活中有价值的故事。被认为开创了“传播领域内最全面的叙事理论”的菲希尔认为,“所有形式的信息传播都可以当作叙事来理解”,因此从叙事的角度看,新闻与故事可以相提并论,而追求新闻的故事性,正是发挥故事在结构和讲述等方面的优长,争取新闻报道最佳的传播效果。
新闻最丰富也最宝贵的资源是生活本身。就像土地养育了庄稼,生活也养育着故事;同样,就像自然出产的庄稼会良莠不齐,遍地野生的故事也温凉不等,需要有心的新闻工作者,在精芜皆存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故事里,悉心筛拣出那些特别能够映射旷世人生的生动画面,再诚实诚恳地表达传递出来。
(一)那些日常生活中特别能够映射旷世人生的生动画面,就是值得用新闻去讲的故事
所谓“值得”,即“有价值”。而价值,从认识论来说,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属于表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的哲学范畴。在世界各国关于“新闻”的170多种定义中,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给的是: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这个概念特别契合上述哲学范畴里“价值”的含义:须有一些属性和功能能够满足受众的某些知“欲”的重要事实,才是新闻。
那么,大千世界里每天发生的浩瀚芜杂的故事,又是怎样和这样的新闻重叠、成为了新闻里的故事的呢?在构成故事的“5个W”和“1个H”千变万化的无限组合中,框架它们的、使它们具有了值得用新闻来讲述的品质的,是价值,是它们作为故事内含着的价值:人类生活体验的普遍性。正是这些普遍性,使受众接收并沉浸于此类新闻时所产生的感悟,能由此及彼,由方寸至寰宇,由瞬间到永恒。具备这样价值的新闻,便突破了“易碎品”的疆域,它们的动人力量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传播介质的变化而衰减。
特稿《我站立的地方》写的是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六连戍边的故事,最打动人的力量是文章里处处闪现的、不言而自喻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国”这个永恒主题本身的宏大与六连普通官兵的平凡之间的对比所产生的张力,是内地的安稳祥和与边疆的远、险、苦之间的落差带来的心痛,是六连每一位官兵为将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戍边行动里而自甘奉献与寂寞的精神亮光。
这个内容的“普遍性”表现在,六连不止是六连,它是我军新时代的缩影;六连官兵的牺牲奉献不止是六连官兵的牺牲奉献,它唤醒我们每一位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内心的爱国情操—它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最为先进的一部分。
戍边,古即有之,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尉缭子·兵令下》里:“兵戍边一岁,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军。”而关于戍边的报道,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但有一种边境地区向朝廷汇报情况的、叫做“边报”的文书。如《宋史·张浚传》里就记载有:“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颇似一则简讯。
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进程。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新闻业,却孕育出了辉煌的诗歌艺术,其中一个重要流派,就是为中国诗歌增添了无限光彩的边塞诗。边塞诗真实记录了历史的重大主题和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生动表达和塑造了守边将士的爱国情怀、英雄群像和伟大心灵,再现了祖国边疆壮丽苍茫的自然景象。传播学先驱威尔伯·施拉姆在《人类传播史》里说:“人类最早的部落会挑选机警、眼尖的人到山顶上守望,注意有无可猎食的动物或是敌方的战士,然后向部落汇报其所见所闻。这些守望者即是人类最早的记者。”由此,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边塞诗就是古代的“新闻报道”。从诗歌到新闻,书写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身为中华儿女,立身报国的志气、卫国戍边的豪气、战无不胜的锐气,一脉相承。
卢新宁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董事长时曾说:“互联网时代,信息已由稀缺、昂贵变为丰富、廉价,媒体融合方兴未艾,新闻样态日趋多元,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更趋立体、复杂。处身所谓的‘后真相’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场域,记者何以立足,新闻何以‘留痕’?常青的生活之树下,‘内容为王’依然有其价值,高质量的新闻文本依然是稀缺资源。”事实正是,无论传播形式与传播介质怎样变化,受人们欢迎的永远是真实、丰富、有价值的内容,是深刻的思想加生动的表达。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载体,它承载着我们去追寻现实,并且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挖掘出人生的真谛。
一切叙事艺术的核心都是讲“好”故事和“讲好”故事的有机结合,“怎么讲”是从讲“好”故事抵达“讲好”故事之间那条艰难的路。古往今来,军队的故事天生具有最生动鲜明的外在形态、最强烈刺激的视觉震撼,以及最深沉丰富的情感内涵。对新时代的军事媒体人而言,讲好强军故事,不是随机或随意地罗列素材,而是精心地构思和恰如其分的表述。
世间最能触动人心的往往是真诚。新闻的“故事艺术”恰恰最讲究真实客观,和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不一样。《庄子·渔父》里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我站立的地方》打动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真实性,有读者说看过那么多边防报道,这篇令他印象最为深刻,因为“记者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边疆的路!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边防军人的疼!用自己的笔替他们道出了荒无人烟无私奉献的苦!”而正是这三个“自己” ,凸显了讲好强军故事一个重要要诀—真。
新闻报道的最高境界,是讲清事实,引起共鸣,要做到这一点,文字是基础,感情是灵魂。胡适先生在他的名篇《文学改良刍议》里认为,好的文学、行之能远的文学,除有高远的思想之外,须有真挚的情感。他说:“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胡适先生虽然讲的是“文学”,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闻学实际上一样。《我站立的地方》里,有“这里存在某种一茬一茬人‘战天斗地’、前仆后继所形成的魂和魄”的对自身职责的深情,有“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的战友之间的深情,也有官兵对家人、作者对官兵的深情,情义深重却表达克制。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论及文学的意义时说:“在我看来,文学表达到最好的一步,就是通过文字,让读者们不由得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而这一个情,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新闻报道也一样,客观描述真实,如静水深流,文章反倒更有力量。
英国记者鲍勃·希契科克认为:“受众对人比对事件本身更为关心,对人们在干什么比对人们在说什么更为关心。”这是因为新闻事业发展到今天,新闻报道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传递,它还是一种观照,受众除了了解信息,还会通过观照报道中的人物来比照自身,通过感悟报道对象来透视人物的思想意念,体味报道的丰富内涵。一篇报道如果讲述了一个渗入受众心灵的好故事,带给人们的就不只是信息,还是某种人生启迪。
因此要讲好故事,让故事吸引受众,就要紧紧以“人”为中心,找到中心人物并让他贯穿始终。世界的真实面孔,不在于外在的装饰,而是取决于人的选择。“他就这样到了这里。中国正在经历势不可挡的城市化,几亿人从农村迁居到城市。但像他这样的人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到了国家的末梢,让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暂时阻隔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这是《我站立的地方》里余刚的选择。和余刚做了同样选择、先后出场、有名有姓的人物,还有杨祥国、古怒等23位,是他们平凡细微的人生片段,构筑并且丰满了整篇报道。
现代新闻业甫一发端,新闻报道就有两类发展模式: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故事模式”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突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这种模式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喜好,能调动受众的接收兴趣,容易与受众形成情感互动以至达到共鸣。
人们接受信息、记忆信息的一个普遍规律是:选择性地注意、选择性地理解和选择性地记忆。对于受众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选择注意和理解的,往往是整个事件里头那些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引发他的情感的小细节。著名记者休·马利根认为:“把大量的细节加以巧妙地运用,就可以写出可读的新闻。生动的细节可以使纸面上的文章留在人的心上,渗透到人们的情感中。”《我站立的地方》里的细节非常多,比如“连队里养的狗有时也跟着巡逻,但需要人抱着走过危险路段”“归队时,他们自腰部以下全是黑泥,迷彩服的花纹都已分辨不出”“新婚之夜,他曾羞于让妻子看到自己的身体”“这位老兵突然起身,半蹲,弓腰,喘着粗气,双手撑在膝盖上—这就是休息”“他记得别人的一封遗书里只写了5个字:‘我一定回来。’”“他们会拉好拉链,翻出领花,饱受脱发困扰的人甚至会仔细地用军帽遮住发际”“有一年他去广西出差,当地武装部干部仅仅根据他的耳朵就推断,‘你是西藏的吗?’”,等等,是这些细节让人物“成活”,让“精神”成了可以触摸到的具体实在,从而让“文章留在人的心灵上,渗透到人们的情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