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三部曲》是抗战时期广为流传的一组爱国歌曲，共由3首歌曲组成：第一首《松花江上》，创作者张寒晖；第二首《流亡曲》、第三首《复仇曲》，创作者均为刘雪庵、江凌。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山河沦丧、同胞流离失所，全国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那个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年代，《流亡三部曲》以振聋发聩的声音，鼓舞了中华儿女的斗志，对激励广大民众走向抗日战场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政府对日寇的侵略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1936年11月，正在西安省立二中教书的张寒晖，在街头目睹了大批流亡同胞的悲惨境况。听着他们的哭诉，张寒晖义愤填膺。虽然他从未去过东北，但那一刻他仿佛置身白山黑水之间，来到松花江畔。

　　他夜不能寐、愤然执笔，创作了歌曲《松花江上》。歌词开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富饶的家乡被日军侵占，百姓只能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强烈的对比，把同胞有家难回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丧家之悲、流亡之恨在胸口难以排解，歌曲的旋律伴随着悲愤的情绪变得越发激昂。“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歌曲谱成后，张寒晖先在二中学生中教唱。后来，歌曲传到东北军的学生队里，不久便传遍了全东北军。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随后歌曲又流传到全国各地。

　　一曲《松花江上》，唤起了中华儿女内心的共鸣。它深沉悲怆的旋律，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抗争精神。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作曲家刘雪庵等爱国人士准备赴武汉继续抗战。在几经辗转的轮船上，刘雪庵与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内委会主任江凌相遇。

　　当时，《松花江上》的歌声已传遍全国。刘雪庵与江凌一见如故，从抗日救亡运动谈到新音乐和歌曲《松花江上》。他们觉得《松花江上》词曲俱佳，但是歌曲的情绪太哀伤了，于是两人决定为它续作两首歌，联起来称为三部曲。

　　江凌创作了歌词，刘雪庵在船上完成了谱曲，这首歌取名为《流亡曲》（又名《离家》）。“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歌词承接了第一首《松花江上》，叙述了受日军迫害的同胞离开故土、四处流亡，最后醒悟、誓死抗争的历程。

　　“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使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歌曲从对悲惨遭遇的哭诉、愤懑之情，一层层推进，最终集中到“誓死抗争、争取解放”的主题上。第二首歌作为三部曲的过渡起承转合，由沉痛哀伤逐渐转为激昂雄壮。

　　刘雪庵与江凌到达武汉后，又合作创作了第三首，歌名为《复仇曲》（又名《上前线》）。“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歌曲呼唤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抗日队伍，为国家战斗，为家人报仇。

　　创作完成后，他们将3首歌合为《流亡三部曲》，当即指导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当最后唱到“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的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时，所有听众的心都被紧紧凝聚在一起。从此，《流亡三部曲》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抗战年代，《流亡三部曲》以悲壮的呼号和深刻的内涵激励中华儿女救亡图存。岁月更迭，那段泛黄的曲谱、动人的歌声，仍提醒着我们每一名军人要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保持枕戈待旦的战备状态，练就过硬的胜战本领，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