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嗓门儿的人，嘴贴到老者的耳边，放开音量喊——最好用家乡话——他似乎勉强听得到。我做不来那样，也不会讲方言，只好用笔写下问题。非常难得，老者虽在偏远山区，毕竟出去“见过世面”，识许多字。

　　老者告诉我，60多年前打仗的时候，活在枪炮声里，听力已经受影响了，后来在坦克里打炮，聋得更厉害了。到了如今这把年纪，他与外界的那堵墙越发的厚，一天也未必说得上一句话。

　　做军人那阵子，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先是被甘肃省保安团抓去，替国军打共军，很快被俘，替共军清剿“匪军”，接着被派上朝鲜战场，名分是志愿军，再后来成了国内第一批坦克炮战士……只在朝鲜受过轻伤，没有获得什么立功嘉奖——耳朵接近失聪似乎很难算作战争的勋章。

　　我对老者的军人履历做这种陈述，其实是“不负责任”的，毕竟这些没有得到官方的真正认可，他也拿不出有效的人证、物证。他说了一堆名字，每个阶段的战友和长官都有，年代久远，职位卑微，无法仅仅借助互联网查证这些线索。对我而言，这些都不重要，老者描述着自己如何亲历朝鲜战争、如何操控坦克炮、如何被苏联专家训斥，就像在田间谈论农事一样自然，由不得你去怀疑。

　　老者叫母福兴，今年87岁，住在距离乡路几百米的山坡上。每天上午，他拄着拐杖缓慢地下山，像一个纯然的旁观者，在路边看着往来的乡邻。这里是甘陕川交界的群山深处，属于甘肃康县，上半年，我在康县的三河乡母家河村生活了一个多月，冠冕堂皇的说法叫体验生活，其间偶然得知母福兴的遭遇。

　　母福兴是康县本地农民，1949年被抓了壮丁，从此被迫离开家乡，成为频仍战事中的一个小卒。打印出来的陈述材料显示，他跟随的甘肃保安一团一连，在兰州狗娃山战斗中“被解放”，编入第三军7师19团3营9连3排9班，他记得连长、排长、班长的名字。

　　经历了短暂的剿匪、整编之后，恰好赶上了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参战，母福兴的队伍不久赴朝，他的部队属于42军124师32团，还是3营9连3排9班，他记得连长、排长、班长的名字。

　　在三八线以南的那次惨烈的伏击战中，母福兴和另一战友最早受伤，被抬离火线人全部阵亡。他记得所守卫高地的名字：394.8高地。

　　回到国内以后，在徐州的华东装甲兵学校学习一年，母福兴成为124师坦克自行火炮329团坦克营一连2班的战士，驻地是广东花县，他记得当时的补贴数额，记得团长、营长、连长、班长的名字。

　　1950年代中期，这个国家的军队刚刚由小米步枪进化了一点，在苏军专家指导下组建了坦克炮团，母福兴成为第一代炮手。蜷缩在罐头盒子一样的空间里，炮声、大功率发动机的轰鸣和履带的摩擦声，喧嚣得令人绝望。母福兴身材高大（“大老母”这个绰号因此叫得很响），在篮球场上是一员猛将，到了坦克里面，这样的身材意味着更多的痛苦。

　　按照部队的规定，母福兴要在坦克炮团服满五年兵役，不可以请假探亲。在甘肃老家，体弱多病的母亲一人支撑多年，思子心切。1954年，连里干部在母福兴的恳求之下违反队规，高抬贵手，准许其回家探视抱病的母亲。

　　回到老家，母亲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儿子离开，于是母福兴请乡长开具了家庭困难的证明材料，把胸章、帽徽等物交还，结束了五年多的军人生涯。

　　1960年前后，甘肃是“大饥荒”的重灾区之一，乡里饿死了一些人，担任文书的母福兴担心被愤怒的乡亲问责，翻过几座山，在另一个乡镇落户，再也没有搬回去。

　　恐惧没有结束。“文革”很快开始了，在新的居住地，母福兴觉得自己越“清白”就越安全，他悄悄地销毁了与军队履历相关的一切，无论哪个阶段的。

　　及至“文革”结束以后很久，母福兴的神经才稍稍松弛，看来，政策真的变了天，没必要隐瞒自己从军并中途离开部队的经历了。可惜，此时他已经把自己洗得太“清白”了，乡镇上的重要见证人已经过世，无法从官方途径证明母福兴是从部队回来的。

　　最近几年，老人感觉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常常发出来日无多的感慨。一种他那种成长经历才会有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自己曾经是一个军人，这种一生的荣耀需要得到权威认定，在生命结束以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可以永恒存在。

　　“回到地方以后，一直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背叛过党和人民。”母福兴在陈述材料中强调。他希望“将自己的作为对世人有个交待，是罪是过后人评说”。

　　老人有一个非常孝敬他的养子，粗通文墨，帮忙写了多个版本的启事，托人发布到网络上，寻找各个阶段战友（没有包含保安团那一段）的下落，期待有人出来证明自己的军人履历。

　　老人和养子的努力更像自我安慰，他们知道，活到这个年纪的战友不会很多了，他们又怎么可能恰巧看到网上的信息？

　　通过官方证明身份，同样希望渺茫。养子打听了一下，据说查询军队历史名录需要去国防部，普通人无法获得查询的资格。我帮忙在网上查了一下，那支自行火炮团发生了多次的更名、重组、合并、变更驻地，会有办法找到61年前一个离队未归的战士的资料吗？

　　母福兴与养子托了各种关系，终于争取到了康县的“农村”身份，母福兴不满意，明明自己是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名誉、补贴与普通复员军人怎么可以同日而语？但是县民政部门做不了更多，毕竟他们看不到任何有效的证明材料。

　　87岁的老人记忆力还不错，他记得很多东西，包括如何操作那个年代的坦克炮，但在有关部门那里，需要的是真正“有用”的证据，他们自有他们的难处，只是比较起来，属于母福兴的难处要大得多。

　　“还记得篮球场上的‘大老母’吗？”在寻找战友的启事中，母福兴这样写道。他觉得使用这个名字，更容易找到战友。

　　属于这样一位老人的时日不会太多了，他在近乎无声的世界里忍受着焦虑与渴盼。对于遥远而浩荡的峥嵘岁月而言，这种无处证明自己军旅生涯的尴尬，会不会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