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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游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究竟是在玩什么？玩游戏的价值是什么？暴力游戏究竟是否会带坏小孩？

　　对于游戏的早期学术尝试，往往将游戏视为叙述的一种子类型，并以解读“静态、线性的叙述”的方式来解读游戏。然而一个自称为“游戏派”(Ludologist)的研究派系认为，游戏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形式，不能用传统的叙事分析工具来对待。

　　在传统的叙事中，观众被告知并且诠释故事；但是在游戏中，玩家界入并创造故事，主动配置事件以追求某些目标。叙述是包含特定信息的一种表达；而游戏是一种模拟，它根据规则来响应输入。因此，游戏派认为：首先，游戏是一种新颖的实体；第二，游戏必须拥有一套规则；第三，游戏必须要通过其过程来理解。

　　然而，游戏派并不认为游戏永远不会有叙事成分。例如Gonzalo Frasca表示，尽管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游戏和叙述是不相同的，但它们却是相关的。游戏是一组可能的序列，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序列。换句话说，游戏可能会产生叙事，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叙事。

　　另外，游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代表因果系统的新方式，因此也能被视为一种批判社会和政治实体的新方式。Ian Bogost认为，游戏是代表现实世界系统的一个极佳工具，比如代表其经济和政治结构。通过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表征现实世界的进程，游戏不仅可以建模，还可以进行批判。

　　相似地，Frasca认为，游戏能够以一种更流畅、更复杂的方式来表达想法。如果要展现工会的可行性，传统的小说家可以讲述一个关于工会斗争的故事，但小说只能展示一个单一的结果——要么工会成功，要么工会失败。然而在一个模拟游戏中，游戏通过模拟因果互动及其结果的复杂网络，来展示失败和成功的各种途径，玩家主导其中，以此提供了一个更精妙的方式来展示工会成功的图景。

　　由此，Bogost进一步区分了模型和模拟。一个模型的目标是作出真实的预测，而模拟的目的是增进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它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化表示。

　　同时，当代分析艺术哲学关心的问题是：游戏是否可以成为艺术品，如果是，它又是什么样的艺术？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关切艺术品的确切性质，以及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部分人认为观众是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所以游戏是一种独特的未完成合作艺术形式。Paul Crowther认为，计算机艺术在“作者”和“观众”之间创造了一种新颖的关系。传统艺术品允许一些有限的观众互动，例如，改变他们相对于艺术品的位置。然而完全交互的计算机艺术，允许用户改变艺术品本身的物理或虚拟结构。因此，计算机艺术比传统艺术作品更开放——观众会改变艺术品本身。

　　更进一步地，Annika Waern认为，游戏的意义不只是来自游戏设计师，也不只是来自于游戏玩家——游戏的意义来自于两者；它由游戏设计构成，也通过游戏而呈现。

　　然而有一部分人则声称，观众并不能帮助创作这件艺术，与艺术作品的互动只是观众欣赏艺术作品的方式。比如，Dominic Lopes就反对这种集体作者身份的观点。Lopes表示，一件电脑艺术品的用户可能会与该艺术作品进行互动，但这并不使得用户成为作者。艺术品本身是程序、其相关硬件和使用方式，用户只是通过探索程序生成的可能性空间，来正确地欣赏交互式艺术作品。

　　对于Lopes来说，作者和观众之间有一种权威的关系。要体验作品，观众必须遵循欣赏的规范。然而，对互动艺术作品的适当欣赏，也包括探索潜在可能的互动空间。

　　Johan Huizinga将游戏描述为自愿走出“现实”生活，进入一个替代的、临时的活动领域，他称之为游戏的“魔法圈”(magic circle)。魔法圈是一个有界的游戏空间，它与日常生活正式分离。当玩家越过这个严格定义的边界时，我们扮演了新的角色，遵循不同的规则，行动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且魔法圈内的行动对正常的人生，不产生通常所谓的后果。

　　然而反对魔法圈观点的人认为，魔法圈忽略了游戏生活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Thomas Malaby认为，游戏只有部分有界，边界是高度渗透的。比如，由于游戏中的玩法，玩家可能会在普通世界中获得或失去地位或声誉。Malaby表示，持有魔法圈观点的人认为：游戏的目的仅仅是游戏，游戏基本上没有生产力。

　　然而，仔细观察游戏的现实性，尤其是在数字化空间中，即可以揭示魔法圈的概念问题。T. L. Taylor专注于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如“魔兽世界”，并指出游戏玩法如何通过游戏之外的讨论，在社区留言板上留下现实痕迹。同样地，Mia Consalvo认为，游戏的打金实践——为了现实世界的现金而生产的游戏内产品（比如装备），也打破了魔法圈。

　　这许多对魔法圈观点的批评，针对的是以纯智识分析的方法来理解游戏，即一种。认为游戏的本质是它的规则集，而适当的游戏就包括遵守规则。然而Malaby认为，游戏并不是正式的固定结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持续进行的一种过程。游戏规则被改变或忽视的原因，只有在其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进而，Jaakko Stenros试图为一个更合理的魔法圈框架辩护。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概念：心理泡沫、竞技场、适当的魔法圈。心理泡泡是一种好玩的精神状态，一种指导特定玩家理解游戏体验的框架。它不需要玩家之间交流，玩家可以独自进入这种心理泡泡。然后是游戏的竞技场，这是一种文化上公认的游戏结构。最后，适当的魔法圈是一种通过协商和额外的游戏交流而创造的社会契约——为了达到彼此间的共玩。Stenros的魔法圈并不是一个保证不渗透的边界；相反，它是一种不渗透的规范。

　　在“侠盗猎车手”中虚构地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有什么问题吗？Matt McCormick认为，无论是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框架还是康德主义框架，都不能说明虚构的游戏杀人行为会导向现实问题。

　　因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的答案将依赖于对“糟糕的心理影响与玩耍的积极乐趣”的偶然成本效益分析，而不是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康德主义者可能会说，做一个现实中糟糕的玩家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的伤害既不是暴力电子游戏特有的，也不是其普遍必然的结果——在国际象棋和在线射击游戏中，都有很多机会成为一个糟糕的人。

　　McCormick认为，唯一可能表明暴力电子游戏有直接错误的说法，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因为它可以声称，在实施模拟犯罪时，我们正在强化自己不道德的习惯和倾向。

　　一个与之相伴的问题是，我们的直觉对于电子游戏中什么是可接受的虚拟行为，常常是不一致的。Morgan Luck指出，人们为什么一直认为虚拟的谋杀是可以接受的，而虚拟的恋童癖是不可接受的呢？难道对前者的任何辩护，对后者不是同样有效吗？

　　Stephanie Patridge回应道，某些行为具有无可救药的社会意义。大多数电子游戏的表现——杀死敌方派系或间谍——都与我们的道德现实无关，也没有那些无可救药的含义。但是某些类型的行为是一类实质社会问题的体现，因此享受它们是错误的。

　　Miguel Sicart提供了一个微妙的处理方式。他说，模拟的道德错误实际上是一个激发道德反思的机会，关键的问题在于，游戏的设计究竟是鼓励还是压制了道德反思。他表示，真正令人担忧的案例实际上是像“星球大战：旧共和国骑士”这样的游戏，它会根据预先确定的道德参数对玩家的行为进行定量的伦理评估。拯救人得到“好分”，偷东西得到“坏分”。

　　许多人称赞这类游戏奖励了道德上良好的行为，但Sicart的观点则相反：这种对道德的定量评分，实则是类似于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平庸之恶”——通过将道德评估外包给一个封闭的、预先设计的系统，排斥玩家主动反思他们行为的道德规范。

　　体育伦理的许多理论框架也可以应用到游戏伦理中。现在，大量的日常电脑游戏都是多人游戏和竞技游戏，比如众多射击游戏、“英雄联盟”、“炉石传说”、“星战前夜”等。同样地，许多电子游戏的道德规范也可以应用于体育运动中。如果Sicart是正确的，那么简化的“道德”评分系统将威胁运动员的道德反思；审美评分系统如花样滑冰等，也可能会导向审美的平庸化。

　　即在分析哲学中,Bemaed Suits试图对“游戏”一词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与维特根斯坦关于“游戏”是不可定义的说法正好相反。Suits认为：玩游戏就是为了自己创造的活动，而承担不必要的障碍。

　　在篮球比赛中，我的目标是让球通过一个小的箍，这意味着我接受对手和运球的要求。我玩这个游戏，并不是因为球穿过篮筐本身就是一项有价值的成就。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到一个空篮球场去、抑或站在凳子上。相反，我采用“在某些约束条件内实现某某目标”，以创造一种新的活动。

　　因此，玩游戏颠覆了通常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选择手段是为了独立而有价值的目的，但是在游戏生活中，我们选择一个任意的目的是为了接受一些特定的“手段”。

　　Suits认为，所有我们可能称之为“工作”的实际活动都试图消除自己。例如，医学寻求治愈疾病，然而若是真的达到了这一目的，这反过来将消除医学本身存在的必要。

　　游戏，却不会消除自我，因其并不是为了完成特定目的而存在。但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能够承受生活的重量，成为生活的目的。所谓人生便是一场游戏，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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